不是我不想当处长，是我三观出了问题
电影《教父》里有句台词，“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”我们也许都不是那种半秒钟高手，但是否愿意去改变，或许是未来十年人生的主要分野。
5年前，我把东北一家名声赫赫的央企炒了鱿鱼。作为一个马上就要熬到副处的科长，我的离职让很多人感到诧异，甚至有人认为我发了疯。直到今天，我还经常被原单位的人当做反面教材，被领导用来教育员工和子女：“冲动是魔鬼！不要好高骛远、想一出是一出......”
科长在北京嘛都不是，但在我们单位，它叫中层干部，相当牛逼，福利待遇要比普通员工高出很多。就拿工资来说吧，从工资单上看，我与普通员工差不多，但我的年终奖是多数人的三倍。如果我稍微动点心眼，至少还能翻个好几番，而且还没有什么风险。
所以，当原来单位的人对最没油水的“离退办主任”把他的尼桑天籁换成了奥迪Q5感到震惊的时候，我丝毫没感到惊讶。
记得我在原单位的那些年，领导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开一次动员大会，号召大家积极学习上面颁布的各种文件，开会的时候，上面的领导讲的慷慨激昂，下面听的人有的打瞌睡，有的瞎聊天。但是，只要一散会，大家立刻精神抖擞。
记得有一次开完会，我慢悠悠回到办公室，看到几个同事正在争论，身边还围着一群刚刚还在会场打瞌睡的人，细听之后我才明白他们在争论《驻京办主任》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里的一些桥段。他们争的面红耳赤，围观的人听的津津有味，还时不时有人插些或赞同或反驳的话。那几年，官场小说盛行，同事几乎人手一册，道理很简单，对正努力攀升的人来说，这些书才是最有可读性的“官经”。
一个人手中的书，代表着他的三观，或者有没有三观。我也许是我们机关唯一不看这种小说的人。不仅是别人，连我自己都感觉到，我与那个时代正发生着强烈的脱节。有一天书记踱步到我的办公室，从我桌子上拿起一本柏克的《自由与传统》，然后用诊视精神病人的眼神扫描了我半天。
书记看得我很焦躁。
自1997年上班以来，这种焦躁就时常在体内四处乱窜，我弄不清这是工作带给我的，还是那些书带给我的，或者，是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，让我的工作和认知发生了严重的撕裂。
一个人无法同时追赶两只兔子。当你被自由的光辉所映照，脚下却是难以抬脚的泥潭，你也会被两种力量撕裂——那是两种世界的背离，不是天籁和Q5的差距。真正的绝望不是物质上的没饭吃，而是精神上的绝望——活着没有希望！
2012年的某一天，记得那天下着大雪，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脸上，我身体缩成一团，但却闻到了阳光的味道。我拿着辞职报告走进书记的办公室，我用柏克式的犀利眼神看着书记，混杂着阿克顿式的悲悯、潘恩式的挑衅，还有米塞斯式的愤怒。挥手再见时，书记的表情告诉我，他已经不再把我看作精神病人，现在，我是一位外星人。
声明一点，我并不是被书记“迫害”而辞职的。非但不是，我还一直是厂里和公司的两级员工代表。不过，无论是此刻，还是当年坐在台下举手，我知道我都代表不了单位里的人。事实上，在单位工作长达15年的时间里，我连自己都代表不了。
我辞职时，很多人劝我慎重，我比较激动，脱口而出：“这样的单位早晚会死，如果你们不想一起死，也趁早作打算！”
听完我的话，劝我的人都希望我早点儿滚蛋。我是从他们脸上看出来的。这不怪他们，那时很少有人相信响当当的国企有一天会死掉。当然，我不是算命师，也不是宏观经济专家，只是一个在国企攒了些经验值的亲历者，我的判断只来自我的感受。
自当上科长以后，有一件事始终郁结于心：中层干部本是上下游的中间环节，但我所办的事，没有几次能同时获得上下的认可。后来我意识到，这不该是我的心结，这是国企的死结。但当时，为避免在领导的“你有没有点儿觉悟”，和群众的“你的良心被狗吃了”之间挣扎取舍，很多和我一样的“中层干部”，慢慢都舍弃了一头，只剩下“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”。
每个人对国企的感受都不一样，离开，也一定各有缘由，马云说的“钱没到位”和“心受委屈了”，都可以归结为待遇问题。对我来说，更重要的是来自内心的焦虑，乃至绝望——那不是做事的单位，而是教你“做人”的单位。当你明白哪些人在这里能活得更好，你会对做人产生一种深深的绝望。绝望是因为，你和你所在的一切，必将有一天走到悬崖边上。
但除了柏克这种先知，普罗大众看不出它十年后的模样——它是国企，世界五百强，在老家这是最好的单位，未婚男青年亮出它来，等于北京人说二环里有套房；单身女工参加相亲会，长得再丑也是圆心之一。而无论是大学毕业、部队复员还是其他渠道，想进我们单位，价码前几年就高达30万，还得找对人。
我当然听说过社会上对国企的诸多评判，比如清闲、稳定、有更大上升空间，等等，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务虚。作为曾经的体制内人员，我见识了太多荒诞：很多所谓的杰出青年，其实并无亮点；很多所谓的技术创新，其实都只是复制；很多所谓的统计数据，只不过是把同比和环比在账面上平衡一下而已......
负能量积累多了，整个人就慢慢不好了，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两根稻草终于来了：2010年我去油田前线调研，几个油井较多的井组（采油厂基本生产单元，一般都在野外）说，查一遍所有的井太累，希望能提供一辆电动自行车。我把这事写成报告，厂长批准了，并随即在单位内外的媒体上大作宣传，成为关爱员工的典型案例。两年后，这些电动车的电池作废，再无人理睬。我跟领导提，领导说：“不要总是盯着陈芝麻烂谷子，思维要开拓前进！”
从这件事我看出来，与其说这是关爱员工，不如说是领导业绩的一个佐料，当电动车已完成它的“使命”，谁还管它的死活？这不是扯淡吗？
时隔不久发生了另一件事。那段时期油价偏低，全厂开80%工资，员工情绪很大，厂里决定开士气大会。我那时是我们单位的党群科长，混过国企的朋友都知道，党群科长同时等于书记的秘书。书记让我写个发言稿，既要表达“困境只是偶然”的理念，更要高调重申“艰苦奋斗是油田的传家宝，工人阶级永远是国家栋梁”，云云。
冥思苦想熬了一个通宵，拿去交给领导，领导翻了一遍说，“还差点意思！”给了我六七个白眼。下午开大会，领导不断加词，弄得就像40年前的誓师大会，我错愕不已时，他突然高喊道：“不要怕，同志们，垄断，能提高效益！”台下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，但我却依然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，并发出轻微的哄笑。
辛辛苦苦弄这玩意儿，已经够扯淡，然后再遇到这种奇葩事。国企之所以效率低下，我曾以为主要是用人不当的问题。当听到领导的口号，听到员工雷鸣般的掌声，我才突然意识到真正的病根——不负责任的话随口就说，不负责任的事拍脑袋就定，纵手下有精兵百万、强将千员，早晚有一天统统变成炮灰。
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说过，“一个人所处的荒谬的、也是悲剧性的处境就是：当他最需要良知时，良知却最软弱。 ”良知为什么总是被沉入湖底？为什么明知身边很多事情都是在扯淡，却装作不知道，或压根不打算去想，这一切是否正常？
20多年前，吉林洮南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的事件，起事者是数以千计的纺织厂下岗员工，这些员工女性居多，她们用尽一切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进行激烈的抗议后，发现依然改变不了什么，便打起精神，去路边摆摊卖菜、去农村帮收苞米，甚至去蹬“倒骑驴”，然后回家来嘱咐孩子：“好好学习，上大学，去大厂子大公司，那你这辈子就妥了，别走妈的老路！”
哈尔滨招清洁工，1万多人报名，包括3000名本科和25名硕士，为啥？事业编制。应届毕业生郭沛说，看到招聘新闻时感觉“浑身没有拒绝的勇气”，他的母亲则斩钉截铁地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：“扫大街也是给政府干活！”
国企思维在东北是如此根深蒂固。
前不久，东北一个油田采油岗招劳务工，前来应聘的人来自四面八方、各行各业，有名牌大学毕业生，还有海归硕士。我一个远方亲戚来找我帮忙找点门路，他儿子原本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，月工资七八千块，现在想应聘这个月收入不过2800块的岗位。我说你会不会算账，他说“在油田工作受尊重，稳定。”然后又补充道，“好找对象。”
我有疑虑，却无力辩驳。我不知道“稳定”对他们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在求稳心态面前，精神的自由和活着的意义难道一文不值？何况，倘若十年后所依赖的“稳定”崩了盘，你又该做什么呢？
人生的十字路口太多，向左还是向右，从来都是艰难的选择，因此才有先秦哲学家杨朱的“临路而泣”。在今天的东北，有多少人被这种思维所胁迫，患上了严重的国企病？
我开始思考，东北人为何对国企如此情深义重？
作为共和国的长子，国企在东北的占比一直最高。当年举国一盘棋使得东北风生水起，不仅使国企的形象伟岸高大，也培养出产业工人的自豪之情。甚至有这么一句话：安徽出保姆，浙江出商贾，湖北出开国将军，东北出国企干部。
对东北人来说，这是称赞。当年在老家喝酒聊天，常有人扯到：包钢有啥牛逼的？那是当年20万东北人成建制搬过去的，在包头，东北话才是当地话！还有人会告诉你：在西北的一些国企，私下里有一个干部排名---东北人、内蒙人、陕西人。没有多年的历练，东北人如何能“指导全国”？！
同如今吊炸天的东北网红相比，擅长在国企当干部，当然更让东北人感到自豪！
但有多少人想过：倘靠国企自己赤膊上场，结果会怎样？
四年前勇敢辞职的表妹夫在深圳的月薪由之前的2200块涨到现在的两万多，跟他同期到油田的战友，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在2200--2500之间，他们常常聚在贴吧，匿名咒骂年终奖的猫腻——同样在采油队，有人3600元，有人3200元。400元的差距能让他们气出一场病来，他们四处抗议：“差一分都不行”，看上去“正气凛然”。
阿克顿勋爵说过：“穷人的装束往往是这样的：他的左口袋里揣着正义感，右口袋里揣着不明是非。”我对表妹夫表示赞赏，也对他的战友们表示理解。我也曾是那不明是非的人。倘若不是机关无数空洞、重复的会议，给了我充裕的时间读书，我怎么可能重新培植起自己的价值观？如果当初我不勇敢离开，结局无非两种：要么，持续的焦虑之火把我烧成精神分裂，要么，跟着沼泽地里的漩涡一路下沉。如若那样，我如何有机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？
我在35岁那年完成了自我启蒙，对我来说，启蒙的价值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：
我无权浪费生命，因为我自有价值观。并且，它必须通过行动得以呈现。
辞职后，有前同事问我：“现在过得怎么样？”通常情况下，他们不会等我说完就先“唉”一声，然后说：“你看你，扯淡吧？接你班的赖小利，看人家多会来事......人家那钱赚的......”
他们依然认为我是因为“不会来事”才出来的。其实我现在的薪水，远远超过当科长时的工资，但他们更愿意用他们的方式计算我的得失。
只有一位比较了解我的朋友前不久问我：“还焦虑不？”然后哈哈一笑。
说实话，我现在依然焦虑，但和之前的焦虑有本质上的不同。现在是一种单向度焦虑，我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现在的工作做得更好，我在往前走，这种焦虑也在同时推着我往前走。但以前的焦虑是两条线——逃亡还是沦陷，两个不同的方向互相撕扯，焦虑基本控制了我的生活。
曾经我想把这种思考分享给我的两个朋友，却被他们打岔过去，一个问北京麻将怎么打，一个问烤鸭哪家好吃。我确信，他们对所谓的“焦虑”并无兴趣，就如同我对北京麻将和烤鸭店也没有兴趣。
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我现在很好，因为有“可以对人言”的目标，充实，并坦然，不必像当年那般对话——“忙啥呢？”“有啥可忙的！”“昨晚看见你和厂长吃饭！”“噢，偶遇！”
如今，我也不会再想把这些掰开揉碎了讲给不喜欢听的人。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所认知的美好，也因此，我对家乡人的国企思维虽反感但理解，毕竟它曾经给了东北人所需要的温饱和稳定。
然而，当很多人已经牢牢把国企当做身家幸福的同义词，当我看到看似粗壮、其实浑身长满毒瘤的国企，却依然有人用几十万的价码、海归的身份、满腹才华去搂抱，我不禁怀疑，这值得吗？
有人说，别一惊一乍的，南方也有国企。但是，任何裂变都是从一个点开始，以东北的国企占比来看，它已然是爆破中心点。爆破一旦开启，中心点和外围，逃生的几率能够一样吗？没错，南方也有国企，而且，很多南方人也拥有一样严重的国企思维，但这不但不是东北的利好，反而是加速整体裂变的利空。
我的邻居是做消防器材的，现在正准备回广东老家，我问为啥，他说都联系好了，回去进一个“肥局，安安稳稳过日子，省得受欺负！”
我说：“你生意不错啊，这得少赚不少钱吧。”
他说：“50万都投进去了，回去就能当个科长。再说，很快就能回本……”
我还能说什么？我想起来网上有一条曾被很多人点赞的话：“去不去国企，要看个人是否适合。”我要问，你说的适合，是指适合什么？适合用自己的才华去攫取最后一桶金，还是适合去一起殉葬？如果说20年前有人说这话，从个人角度看尚属一种“聪明”而无奈的选择，那么今天再说这种貌似“理性、中立、客观”的话，我只能说，上帝也救不了那些喜欢献身魔鬼的人。
电影《教父》里有句台词，“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”我们也许都不是那种半秒钟高手，但是否愿意通过价值观的改变来改变自身，或许是未来十年各种迥异人生的主要分野。
能够摆脱国企思维的人，无论南北，是因为明白了国企的所谓强大是怎么回事，看出了强弩之末的日益临近，开始重新思考自我价值的重要性。
那些依然看不懂当下，或者无力走出的人，愿上苍保佑你们！那些有想法、有魄力的年轻人，无论南北，能出去闯闯就去闯闯，千万不要重演20多年前，洮南小城数以千计的纺织女工哭成一团：“我能去干嘛？我只会挡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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